米歇尔·巴林特

     米歇尔·巴林特1876年12月3日生于布达佩斯，是一个开业医生的儿子。他对医学的兴趣来自目睹父亲的工作。在父亲的期望下巴林特选择了医学。一战期间加入前线，开始到了俄国，后来还去过多罗密特山脉。其医学学习于1918年10月结束，1924年他又学了生物化学。此前，21岁时，巴林特第一次接触到精神分析。爱丽丝是他妹妹的同学，后来成为他的妻子，在爱丽丝的鼓励下，他阅读了弗洛伊德的《性学三论》和《图腾和禁忌》。他参加了桑多·弗兰茨（Sandor Ferenczi）的课程，弗兰茨1919年曾短暂的在匈牙利待过，他是一个世界级的精神分析的大学教授。在革命期间，巴林特夫妇来到柏林，在汉斯·萨克斯（Hans Sachs）那开始学习精神分析并进行精神分析师的训练。此外还在查理特（Charite）医院治疗心身疾病的病人，并第一次在这类病人进行精神分析性治疗。1924年巴林特夫妇返回布达佩斯，巴林特继续在弗兰茨那学了两年的精神分析。1935年他被选为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院的院长并在精神分析公立医院任院长。很早以来他就对心身疾病感兴趣。他在布达佩斯精神分析联合会首次的两个报告是“胃病的精神分析意”，“一例心因性阳痿案例”或是“胃病的门诊病例”。他开始探索并给医生灌输心理学理解。

    巴林特沿袭了弗兰茨的传统，弗兰茨从作为精神分析师开始就给医生上课并作报告，1923年发表了“作为精神分析师的开业医生”。弗兰茨开始尝试改变精神分析师和病人之间的关系形式，巴林特在1926年第一次发表了关于开业医生进行精神分析的问题的文章。他给医生做讲座并在1937年举办第一个精神分析研讨会，会上他与医生讨论工作中的心理治疗的可能性。由于匈牙利的的反犹运动（Horty-Regimes），在政治压力下他辞去了布达佩斯精神分析学院的工作并流亡到英国。不久爱丽丝卒亡，时年40岁。

    巴林特先留在曼彻斯特1945年搬到伦敦去。在曼彻斯特和伦敦他都继续他的“关于医疗实践中心理问题的讨论会”。巴林特的目的是让普通医生敏感一些，了解疾病症状除了器官原因外还有心理的原因，疾病不仅是器官损伤的表现，也可以理解为冲突环境和适应障碍的表现。1954年他发表了文章“在心理治疗中训练通科技能”（Balint 1954）。

     对于巴林特来说普通医生和精神分析师的具体合作的基础是对于病人和医生之间的关系的不同理解。就他的经验，从医学生开始就通过公式化的和非人道的学习方式训练了一种对人的错误观点。一个医生的“第一个病人”就像解剖中的尸体，得病的人就是“研究对象”，医生和病人之间极有意义和紧张得关系也是一种纯技巧。基于此发展了一种“远离人，集中于病”的医学并且医学观念固着于躯体疾病症状。“将病人缩到疾病也可以理解为医生的自我保护。他感觉自己只是面对疾病，而不是面对病人”（Kröger 1982）。

      在讲述自己的躯体疾病时病人有一种感觉，他在向医生寻求帮助，同时医生也有这种感觉他要给病人帮助。这种交际模式就包含了一个错误引导的观念，病人有病而不是他生病了。

    在讨论医患关系的复杂交换作用的中心是他的研究“医生作为药物的作用”（Balint 1957）。“…不是第一次在医学史中的这种讨论让人们知道，医生最通常所使用的方子，并不是医疗或是药物起决定作用，而是医生在写它时的方式方法，带给医学的整个气氛”（Balint 1957）。巴林特问：“为什么医药医生尽管由于他们专业的书写，却通常没有达到预期的效果？”（Balint 1957）。他的请求是，开业医生要对不同的医患关系敏感，研究其预期作用和副作用并不能再听任关系的发展像现在这样。因而需要医生有能力认识这种关系，通常是病人再现他以前的客体关系到医生上，就是说病人体验以往的关系经验并体现在医患关系中。

     他1953年再婚，在他与他后来的妻子恩尼得（Enid）共同工作中，他发展了所谓的巴林特小组。他的夫人，恩尼得·巴林特说：“巴林特小组开始于1949年我和米歇尔初识时。那时我在他维斯托克（Tavistock）人类关系学院的一个专业小组里工作——其中有社会工作者和心理学家，没有医生。研究夫妻问题…，我请米歇尔当我的小组的督导，小组成立于1948年。我们开始的每种方式，后来在巴林特小组里都得以实施。第一个为医生组建的小组始于1950年，我们的工作方式包含了米歇尔的概念”（E. Balint 1984）。

      对巴林特和他的妻子来说，这种研讨会的目的是建立研究和进修之间的关系。他想要弄清楚精神分析治疗经验怎样转移到有医学背景的或是有其他完整结构实践的医生身上。他不想将家庭医生变成心理治疗师。但他知道医患关系对于疾病过程和治疗有怎样高的价值。

     米歇尔巴林特于1970年12月30日卒于伦敦。他的基本思想在1957年第一次以文章“医生，病人和病”的形式在德国发表。

附：

妇产科翟伟主任的感悟

    巴林特小组是一种聚焦于医患关系的病例讨论形式，集中体现了“以患者为中心”的医疗模式，是建立职业化医患关系的一门技术，是综合医院各科医师将心理医学知识和技能运用于职业化医患关系建立的有效方法之一。通过这种形式，可以让临床各科医生更好地了解患病之“人”，并有助于加强医患联盟、提高医生的沟通技巧以及避免医生职业耗竭。

  “巴林特小组让医生能够拉开一段距离去观察他们自己的医患沟通方法和对患者的反应，发现他们对待患者的做法哪些是有用的，哪些是不怎么有用的。在理解了它们背后的动力学意义之后加以调整，甚至抛弃。”海德·奥滕医生说。

    巴林特小组在活动时表面上看是在提供当事双方甚至是多方的各种可能的现实困境、情感因素和价值取向，但实际上是在逐步缓解小组人员内心积累的纠结、怨愤和矛盾冲突，最终的结果却是开启了医务人员自我认知的大门，并且，让我们能够去共情走到我们面前的每一个不幸的人。

    一个人看另一个人，往往只能看到很小的一面，与整体相去甚远。如果再被情绪控制，则更是谬以千里。巴林特小组给了我们一个从更多的角度看人的机会。我们因此有了更多的选择。

    在很多日常的医疗纠纷中，我们往往指责的是患者及家属的言行对我们的影响，可偏偏忘记了我们的言行对患者和家属有着更大的影响。

    我相信我们的医务人员都是善良的。可那些被指责的言行毕竟有很多是真实地存在过。那么，我们是否曾经想过，那些言行是如何出现的？为什么会出现？它们出现的动力和根源到底深藏在我们内心的什么地方？

    我们的临床一线人员最常受到的指责是服务态度不良，对此我们往往难以接受。不过静下心来好好想想，所谓态度不良，其背后实际上是情绪不良。很难想象一个情绪恶劣的人能拿出一个怎样由衷的好脸色。而我认为，巴林特小组关心的正是我们的情绪，而不是我们的态度。

    当我们坚持认为自己的主张在医患关系中被忽视被误解时，往往又同时存在这样一个我们自己看不到的事实：即患者及其家属的主张被我们所忽视所误解。因此，我们内心随之而来的感受，患者那一方面一定也会有。而由于患者的客观处境，使得他们受到的伤害和损失比我们大得多。

    当我们自己渴望获得他人的共情时（即便我们自己甚至没有意识到这一点），就明确地表明了我们此时没有能力去共情他人。因为我们的关注点仍然在自己身上，我们还没有能力去转移自己关注力的指向。